近期，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的专栏作家蒂姆·斯坦利撰写了题为《法国陷入动荡，英国或将紧随其后》的评论。他指出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爆发的骚乱，并不只是由于“教育不平等”或生活成本的上升，而是更深层的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表征。他提到，欧洲长期以来接受的激进思想不仅否认真理与美的存在，还合理化了破坏行为，这使得年轻一代，包括移民在内，缺乏归属感，只能通过暴力和虚无来追求快感。福利国家的困境，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社会紧张和政治极化的无解互相交织，正在推动社会向崩溃的边缘移动。法国由于其突出的直接行动历史和政治僵局，成为最早爆发的典型，而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也在走向类似的道路。

在2026年10月18日，法国巴黎市中心爆发了严重骚乱。作者回忆起自己听到的一件极为荒谬的事，认为巴黎的孩子因“教育不平等”而走上街头。他忆起自己在简陋的教室中上课的日子，尽管环境艰苦，却从未想过要与市政厅对抗。他认为这场骚乱并非正当的愤怒表达，而是对整个欧洲，尤其是法国，病态现状的真实写照。暴力与衰败只是显性症状，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的思想腐化。这样的病变已经潜伏多年。

最近，阿尔巴尼亚、比利时、意大利和葡萄牙也发生骚乱，英国为何能逃过此劫？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面临大规模移民和福利体系崩溃的问题，前者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氛围，而后者本用于掩盖分歧，如今却面临资金枯竭。法国的情况显得格外突出，因为其政治体系极难达成妥协，也难以采取决策，导致选民陷入对立的意识形态。接下来的选举，很有可能是在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峙。此外，法国有着将社会矛盾置于公共场所表现出来的传统，一部分富裕的社会成员隐藏在警察的保护之下，而另一部分则是扔石头的青少年和移民。法国在政治戏剧中的表现，使其成为西方社会想象中的重要角色，甚至可以说，英国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1789年和1848年动荡的反思和警惕。

当日，巴黎的民众因生活成本上升进行抗议，与警方发生冲突。这场规模庞大的全国性动员汇集了“黄背心”运动的成员、学生、气候活动家和农民。回溯到1968年，哲学家罗杰·斯克鲁顿正在巴黎目睹革命，他目睹一切混乱，将他转变为保守派。他曾质疑左翼朋友如何为这种毫无意义的破坏辩护，对方推荐给他福柯的《词与物》，书中论点在于所有文化现象皆为权力话语的产物，权力与压迫的结合最终导致文化的瓦解。

如今天下所见，革命者并没有积极的改革纲领，他们只是享受破坏的冲动，寻求无所顾忌的快感。烧毁美丽的市政厅或涂抹艺术作品，都是对美的亵渎与挑战。眼下，巴黎的骚乱使人意识到参与者并非真正的政治行动者，他们的暴力行为多是为了发泄，激进政治无非是为暴行提供了借口。现代哲学在这场疯狂中，成为了一种附庸的疯狂。青年的自我放逐与文化虚无主义让他们无法树立真实的信仰或目标。

而这种局面并非没有出路。斯克鲁顿在经历了动荡的1968后，借戴高乐的著作领悟到，真正的法国观念并非建立在制度或边界之上，而是源于语言、宗教和高雅文化的结合，淡化了政治的左右对立，这或许给当下的欧洲提供了反思与重建的可能。